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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與金融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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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等方面的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長足進步。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階段,面臨轉型期的複雜經濟形勢,必須牢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推進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當中尤其要不斷建立健全完善、成熟的現代金融體系和配套的法律規律體系,並緊跟互聯網時代的技術發展做出適時調整。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現代金融市場的建設必須依法進行,以法律手段落實政策目標、履行政府監管職責、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立法手段加強規範和引導金融市場發展,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標準實施監督監管,對違法違規操作行爲予以負面的法律評價,將依法治國的思路滲透到金融市場發展的方方面面,是促進我國完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的必由之路。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金融領域創新與變革日新月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市場的增長也異常強勁,有力地促進和保障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未消,金融監管仍需警鐘長鳴。伴隨一系列金融立法的紛紛出台或做出修訂,金融監管執法和金融司法實踐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金融業面臨著內部金融創新不足和低水平競爭困境,外部面臨金融創新過度和高水平競爭壓力,這讓金融監管內外平衡上出現悖論。

金融發展的過程往往就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賽跑過程:沒有金融市場的充分自由度,經濟體就難免失去活力,難以發展;然而,如果金融創新工具層出不窮卻被不斷濫用,投資者遭到誤導甚至欺詐,則金融風險不可避免。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是金融消費者的危機,根源於金融監管滯後於金融創新。中國金融業面臨著內部的金融創新不足和低水平競爭困境,外部面臨金融創新過度和高水平競爭壓力,這讓金融監管內外平衡上出現悖論。面對金融風險,有必要加強金融消費保護,維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進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立法就是要解決中國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而立法本身即是中國最深層次的矛盾之一。面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立法者必須找到一個面對和處理問題的著力點。作爲立法者,不能將麻煩推到作爲管理者和服務者的政府身上,應該尋求建立一整套制度的方式來解決,在公正有序的程序中去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從2003年以來的許多立法,都關係到社會公共利益,關係到改革最深層次矛盾,關係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包括《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物權法》、《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等一些法律的出台,仍然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存在如法律漏洞、立法語言不準確等問題。

金融創新常常以規避金融監管作爲動力之一。法律其實就是市場的遊戲規則。市場本身有其法則,良法會與之契合,理想的立法應該與市場運行法則高度契合、協調統一。放眼當下的全球狀況,都在尋求一種新的秩序。以美國爲例,在經濟上就是以金融業爲主的虛擬經濟在逐步取代以製造業爲主的實體經濟。從里根時代開始,一個是互聯網業的發展,一個是金融業的發展,金融業逐漸成爲美國經濟的主體,表現爲金融資產的膨脹、大量金融手段和金融產品的出現。美國將金融業作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支柱,但是沒有充分考慮伴隨的風險。1999年,花旗集團與旅行者集團的併購促使美國政府出台《金融現代化法案》,放開金融管制,允許銀行跨業經營。從分業監管到混業監管好比打開了金融衍生品的「潘多拉寶盒」。金融創新得到迅速發展的同時,2008年出現的次貸危機再次警示我們資本的貪婪本性和金融監管的必要性,結構性風險也提出了新的監管難題。

 

一、衝破金融法改革的三大阻力

以法治取代人治,建立法治國家,就金融法改革而言,必須衝破三大阻力:

第一是觀念的阻力,傳統以家族本位的社會文化觀念,法律往往被輕視。金融領域關係著市場經濟的資本融通活動,鉅額的交易量下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利益誘惑,在利益驅動下更容易罔顧法律的規定。從觀念上樹立對法律規範的尊重,促使市場主體自發形成更好的信用記錄、交易習慣和秩序規則;第二是體制的阻力,創新是金融發展的題中之義,過去計劃經濟「以管爲主」,對金融領域更是管制嚴格。行政監管機關必須摒棄「官本位」的心態,從處事、辦事、做事上反思「人治風格」,樹立起服務型政府的意識,減少金融市場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使行政執法程序更加公開透明,給市場主體以合理的信賴期待;第三是隊伍的阻力,現代金融市場的確立,依賴健全的金融法體系,但法律文本是靜態的,依賴一個穩定、專業的職業共同體去實踐,這其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工作者,也包括律師、會計師、評級公司等中介機構,還包括具備精良專業技能和高度職業倫理的法官、檢察官與公務員。

 

二、傳統視野下的金融法改革

(一)健全證券市場監管法律體系

轉型經濟階段,證券市場也面臨著轉型。對證券市場進行調控,必須做好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區分,應當按照法治的軌道,做出科學的調控決策。譬如在財政政策的運用上,應控制在政策層次,不能違背法律程序增加或改變稅收,否則將可能蠶食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利。現代民主科學的決策過程,是稀釋危機、緩釋風險的過程,若此過程有殘缺,從政策上將沒有穩定的預期。正確的行政手段應遵循法治軌道,建立穩定、可重復的理性預期,否則市場風險不僅不會被稀釋,反而會積累和增大。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將對金融市場產生惡性影響。

法治也是程序之治。對於證券市場中的諸多問題,譬如股價漲幅過快、垃圾股被惡意炒作等,按照法治的理念和思路,重大調控措施的出台應當經過必要的論證,劃清監管機構干涉市場的邊界,厘清涉及券商、股民、交易平台等各自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對待資本市場治理的理念需要轉變,應該理性地、法治地來培育這個市場。對於現階段的問題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多從系統性的角度來分析,盡力保障全體股民能夠分享到資本市場發展的成果,更好地促進資本市場更加市場化、商業化、法治化、現代化。

在證券市場監管法層面,重點完善證券市場主體監管制度和證券市場活動監管體制。前者從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證券中介服務機構的監管制度出發,後者從證券上市、發行和交易三個環節入手,從法治角度積極回應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從證券市場監管體制的角度:應著力克服證券監管政出多門、權力重疊的問題,理順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不同部門對上市公司不同階段、不同事務進行管理的職責,權責統一;從政府部門層面統一證券監管權力,實現證券監管機構的專一化並保障其獨立性;充分發揮市場參與者的自律作用,重視對行業協會、交易商協會等主體的培育和扶持,完善多層次監管體系;充分發揮證券交易所在日常監管中的一線監管功能,發揮其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從證券市場活動監管層面,要有序推進證券公開發行註冊制改革,逐步建立好配套的制度體系;加強對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行爲的懲治力度。從立法的角度,儘快建立健全集團訴訟、派生訴訟制度,並通過司法實踐貫徹落實以發揮積極的示範效應。從近十年的多起案例來看,中小股東維權難題一直是證券法的關注熱點,這有賴於《公司法》、《證券法》、《民事訴訟法》等做出配套的修改,並及時跟進司法解釋的出台。涉及金融市場的案例,往往波及面很廣甚至影響全國,審理此類案件需要從司法審判體制上進行突破,由具備良好專業素養的法官來進行審理。這些都需要日後從多方面進行改革。

另外,完善證券市場監管法律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涉及到證券法,還涉及到與物權法、稅法、預算法、行政許可法、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法規的配合。法律文本需要通過運用來對社會實踐施加影響,立法的效果也會被實踐加以考驗和修正。

(二)加強期貨專業監管

對期貨統一監管體制而言,由於期貨監管與證券監管重心不一樣,建議把期貨監管職能從證監會分離,成立獨立的期貨監管委員會。證券市場監管著重於保護投資者權益,而期貨市場監管除了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利益外,還主要肩負著期貨產品開發與監督管理的職責。事實上,期貨新產品的開發的確不同於新股新債上市,其開發過程涉及到一系列的監管與協調問題,不單純是交易所的事情。國際經驗表明,每一個期貨新產品的推出,期貨監管部門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必須加快金融衍生品種的開發。而不管是外匯期貨,還是利率期貨,都涉及到眾多相關主管部門的協調問題,其開發過程必然需要一個獨立的監管與協調機構。如果成立獨立的期貨監管委員會,將有利於提高期貨產品開發的效率,這能促進剛剛起步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三)解決國有金融機構的監管難題

目前中國金融市場仍以傳統存貸業務爲主的國內環境和處於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國際環境互相脫鈎卻又彼此影響,造成了我國「兩個市場」的困境。面對這一發展「畸形」難題必須同時入手,一方面仍要開放國際市場,允許更多境外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同時加強對高端金融衍生品的研究拓展和風險防範;另一方面,必須著手解決傳統業務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解決銀行「大而不能倒」的困境、統一「一行三會」監管系統理清監管主體關係等。

早在2006年,財政部便提出成立「金融國資委」,但在2007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該提議並未獲得通過。而2012年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讓業界對金融國資委將提上日程的猜測再次落空。

目前國內的監管架構,是將金融市場進行條塊劃分,對於貨幣市場、銀行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分別成立「一行三會」進行監管,這種監管的好處是專業化和針對性比較強。但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其不足也越來越清晰,比如目前發展很快的綜合類業務,並不是一家機構能夠監管的,像中信、光大、招商、華夏等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不僅有證券,還有保險、信託、銀行,但是現有監管對其是分開的,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交流不夠,監管標準也不統一。所以資本市場公司法人新的出資方式對分業監管提出很大的挑戰,進行全監管的難度正在增大。

監管應該伴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實現自身的改革,但監管改革和「金融國資委的關係」,並不是「金融國資委」要參與監管。從應然角度,「金融國資委」仍是被監管對象,而非監管機構。「金融國資委」不應擔任出資人和監管者的雙重職能,而應該是一個「乾淨」的出資人。對於監管,應加快成立金融協調監督管理委員會,對「一行三會」進行整合,對監管進行協調,對監管領域進行重新的規劃,做出新的權力配置和分工。它和「金融國資委」應該是兩個機構。現在從中央層面已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作爲「議事協調結構」全面統籌各部門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從側面表明了整合監管資源的必要性。

「金融國資委」應該把現有分散的金融國有資產整合起來,作爲機構的出資人,擁有高級管理者任免、重大事項的決策整合的權力。「金融國資委」把「一行三會」關於出資人選擇、重大事項決策的職能從現有的監管機構中剝離出來,更爲科學且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在金融監管方面的改革中,應推動建立金融協調監管委員會,過渡期實現分業監管中「金融國資委」混業監管,在混業監管中開展分業監管,以處理好「金融國資委」和鉅額國有金融資產的關係。

(四)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

目前,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試點已擴大至全國,新三板成爲資本市場新寵兒。長期以來,中小企業的發展速度都受到融資困難的影響,而中小企業恰恰是拉動就業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從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正式揭牌運行以來,新三板掛牌企業迅速增加,有業內人士樂觀估計,在未來4至5年內新三板掛牌企業可達到4000-5000家,市值將達到上萬億元。

新三板將作爲主板和創業板的重要補充,是我國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環節,爲亟需資金拓展業務的中小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掛牌規則對公司治理、股權結構等方面提出的要求,也有助於掛牌企業建立更加規範的現代公司制度。當前,新三板的具體交易細則仍待出台,應儘快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做好引入做市商機制後的配套制度建設,防止因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市場秩序混亂。

在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過程中,各級市場之間要建立良好的「轉板機制」,尋求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的有效平衡,協調好融資者利益和投資者權益保護,這將可能涉及到多項法律法規的調整。

(五)建立金融企業破産法律制度

2012年9月份出台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對金融企業破產進行立法,避免因過度發展造成的金融企業「大而不倒」的問題,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體系,規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程序,加強行政退出與司法破產之間的有效銜接。

事實上在實踐中,我國已經出現一些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案例,國際上早已經不再將商業銀行視作一個特殊行業,就是要將商業銀行視爲一個公眾公司。商業銀行的立法向來比較敏感,之前一直沒有涉及,直到第三稿才將其寫入現行破產法第134條。之前國際經濟大環境與現在不同,對商業銀行立法的研究也不夠深入、條件不夠成熟,經濟危機形勢下的商業銀行破產也不多見。造成立法延後的因素很多,但現在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要求商業銀行破產相關立法儘快出台。

現行的破產法中所指稱的金融機構破產,其涉及面非常廣。如此繁多的金融機構主體,其競爭、退出問題和複雜的金融債權債務關係,需要一個關於金融機構破產的特別法來處理。雖然2007年、2008年前後出台了證券機構破產法條例,但也主要針對證券機構破產問題的處理。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動盪,實體經濟受損具有連鎖性。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當中,美國的大型企業破產——通用、克萊斯勒甚至是美聯儲都受到很大影響,實體經濟也遭受嚴重創傷。爲了防範相關情形在中國出現,我國相關部門應加快金融機構破產法的制定,加快我國金融監管改革。

下一步的金融業破產立法在制定時,應當對「金融機構的破產申請經國務院金融監管部門批准或者提出」做出具體說明,對哪些不需批准、哪些不需專門提出等做出明確規定。在破產程序上,應考慮由金融監管部門與市場專業人士合作組成清算組或管理人機構,並由有經驗的金融專業人士來承擔管理人職責,並特別規定金融機構破產管理人的資格、選任、職責與監督等事宜。吸收借鑒西方國家處理金融機構破產問題時提出的「有限償付」原則,在金融機構破產倒閉時,對個人債權設定一個最高限額,限額以下全額賠償,限額以上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償付。

另外,由於金融機構破產的社會震動面相對較大,應更多考慮通過重整程序拯救企業,具體途徑可以通過:政府注資、政府接管和託管三種方式。爲了較好地預防類似的金融機構危機以及順利地化解危機帶來的危害,要建立起相應的破產機制配套的支撐系統:首先是金融機構自身必須建立防範風險的預警體系,包括經營管理、風險控制、清償能力管理、投資透明度管理、安全性預防等一整套管理和規定,並公開、透明、強制性地實行信息披露;其次是有效的外部監管體系,包括監管機構之間建立起監管協調機制,投資者或者債權人也要及時關注金融機構的經營問題;此外是建立起存款保險基金、拯救基金、再貸款基金。

當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的破產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即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商業銀行破產區別於一般的公司企業的破產,大量儲戶的利益必須處理好。存款保險制度是目前國際通行的比較成熟的經驗,由符合條件的各類存款性金融機構集中起來建立一個保險機構,各存款機構作爲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繳納保險費,建立存款保險準備金,當成員機構發生經營危機或面臨破產倒閉時,存款保險機構向其提供財務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從而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銀行信用,以穩定金融秩序。央行目前已著手開展相關工作,但仍有很多問題未能完滿解決。

 

三、新形勢下的金融創新與法治建設

(一)依法推動資産證券化發展,健全多元化融資途徑

資產證券化業務雖然在西方發達資本市場早已運作多年,但對於我國金融市場來說仍是新鮮事務。從2004年證監會組織對企業資產證券化進行研究論證和2005年業務試點以來,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步伐一直先於相關的管理規則。2013年3月15日,證監會出台《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對《試點指引》(《證券公司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指引(試行)》)進行較大程度的規範和修改,是目前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最新準則。

《管理規定》對資產證券化業務定義爲,指以特定基礎資產或資產組合所產生的現金流爲償付支持,通過結構化方式進行信用增級,在此基礎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業務活動。較之原有規定,在業務模式、載體範圍等方面予以拓寬;將基礎資產明確爲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託收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以及中國證監會認可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利;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者應當爲合格投資者,合格投資者不得超過二百人。合格投資者的具體標準由中國證券業協會另行規定;另外,在交易場所、業務限制、監管安排等方面做出新的規定,並正式確立基礎資產的獨立性和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破產隔離制度。

通過資產證券化進行結構性融資,以資產信用代替企業信用,是複雜的現代融資途徑之一。依法推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豐富多元化的融資途徑,能夠減輕過於依賴信貸融資帶來的潛在隱患,有利於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依法加快自貿區金融創新試點工作

2013年9月,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掛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對自貿區的各項政策做出整體部署。上海自貿區將作爲區域性經濟特區,屬境內關外的特殊貿易地區,即某一國在其轄區內劃出一塊地域作爲市場對外貿易特區,對該區域內的貿易活動減少干預,對外運入的貨物不徵收關稅或享受稅收優惠。上海自貿區不僅延續原有保稅港區的政策優勢,還將金融創新作爲重點改革方向。

自貿區內將允許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從事離岸業務,率先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利率市場化,自貿區將成爲境內企業與海外資本和海外市場對接的窗口;在外商投資相關領域,放開多部法律的限制,並將多項行政審批調整爲備案管理;在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社會服務等六大領域的加大開放力度,開展創新試點。面對諸多政策利好,如何在此背景下儘快出台各項規定執行細則,儘快建立起完善的監管機制,以確保創新有序、風險可控,仍是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

(三)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境,在境外流通並成爲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有三層含義:人民幣現金在境外有一定的流通度,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爲國際各主要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達到一定比重。資本項目指資本的輸出和輸入,體現爲國際經濟交易中發生的資本跨國界收支項目。隨著當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幣作爲交易媒介、儲藏手段和支付手段,在中國周邊國家和港澳地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國際化進程逐步加快。

但目前在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跨境人民幣貸款等方面,涉及到商務部、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等多個部門的監管,在流程辦理方面各部門規章文件仍有重疊不清的地方,實踐中帶來不少困惑。最近深圳市發佈《關於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創新的若干意見》,作爲2014年市政府「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文件規定,將繼續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具體涉及到人民幣信貸資產跨境轉讓、跨國公司人民幣資金池、第三方支付機構跨境電子商務、個人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等業務創新。相關政策的放開,不僅極大刺激了金融業發展,也給金融監管部門提出新的挑戰。地方政府與金融監管部門應積極協調,加快構建部門聯動、綜合監控、分級管理的金融風險防範處置工作體系。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非法證券、內幕交易、非法外匯、非法支付結算等各類非法金融活動,嚴守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努力構建金融安全區。

(四)規範理財産品銷售渠道,嚴格落實監管要求

隨著國民經濟收入的逐步提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購買理財產品來實現財富保值、增值。銀行、保險、信託等行業的公司都開始涉足理財產品領域,銷售網絡遍佈全國,且深入基層。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不法宣傳、違規承諾「剛性兌付」、向投資者違規出售理財產品等現象,相關領域的監管仍存在不足。尤其對於基層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網點,其主要客戶群體往往並不具備相應的理財產品知識,容易錯買不符合其風險偏好的產品。監管機構應從執法層次深入一線、統一標準,嚴格規範理財產品銷售渠道,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避免因投資失誤造成群體性不穩定因素。

2014年初的「中誠30億信託兌付危機」事件引發社會熱議。儘管信託產品有別於一般理財產品,具有更高的投資門檻,但該案中呈現的問題具有共性:其一是私人銀行和信託機構風險處理應對機制不充分,存在信息披露瑕疵;其二是兌付危機暴露出信託業盲目擴張背後的不健康行業發展狀況;其三是理財產品募得資金的流向需要加強引導和規制。中誠信託「誠至金開1號集合信託計劃」用於對山西煤企振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進行股權投資,但近年來煤炭行業發展勢頭微弱,該企業實際控制人又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刑拘,最終引起風險爆發。問題的解決有賴於加強信貸管控,並從產業政策上引導理財產品資金流向,強化理財產品相關方的風險說明義務,減少盲目投資帶來的社會資源浪費。

(五)積極應對互聯網金融帶來的新問題

金融和互聯網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支撐點。資本市場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動,互聯網金融作爲金融創新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已日益滲入到了整個金融行業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創新與風險永遠是相伴相隨的,創新把握不好將演變爲風險,創新把握得好,就會促進金融業的大發展。

對新型網絡金融產品的法律屬性認識有待加強。互聯網具有海量的數據資源和廣泛的用戶接入渠道,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將成爲將來金融創新的前沿陣地。就國內來說,先後出現了阿里集團的餘額寶貨幣基金,阿里控股天弘基金進軍基金業務;百度的百付寶、百度錢包、百度理財、百發貨幣基金;騰訊旗下的財付通、微信支付;再如P2P貸款、阿里小貸、眾籌融資、比特幣等等。但對層出不窮的網絡金融產品進行法律定性並不容易,有待從立法角度深入研究,及時出台相關法律文件。

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容易出現真空區,向監管部門提出了新的挑戰。以餘額寶爲例,其法律實質爲貨幣基金,受《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規制,通過網絡平台進行的銷售、申購等活動應當符合《證券投資基金法》對基金運作、信息披露、基金份額持有人權利、基金監督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天弘基金等基金銷售機構在網絡平台開展銷售活動,應當符合證監會《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管理辦法》、《證券投資基金銷售業務信息管理平台管理規定》等合規要求,有效地隔離風險,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但實踐中仍存在很多「打擦邊球」甚至「踩紅線」的現象,監管部門應及時辨別不同網絡金融產品背後的法律實質,進行有效監管,消除監管盲區。

在法律風險上,因互聯網金融尚處於探索階段,並沒有非常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目前市面上的互聯網金融產品,不少存在規避基金銷售監管、風險提示不足、擠兌風險高等問題。但其具備的投資門檻低、程序便捷、收益較高等優勢,使得互聯網金融產品在短短時間內吸收了大量資金,甚至倒逼傳統銀行業加速了市場化利率改革步伐。

互聯網金融的活躍,相較於傳統金融業而言,其監管體系很不健全,甚至處於空白狀態,風險敞口較大。爲了防範和控制金融市場風險,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必須儘快制定貼近實踐、科學合理的監管制度:其一,加強多部門協調與合作。互聯網金融產品天生具有「混業經營」的「一站式」特點,多頭監管容易權責不明,在現有的分業監管模式下就必須加強各監管部門的有效溝通和聯合行動,以填補監管真空和消除盲區;其二,加快互聯網金融相關立法。當前對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規範多散見於各部門的規章、文件,立法層級較低且相對混亂,對於實踐中出現的非法集資、違規銷售、攜款潛逃等問題規制不力;其三,積極扶持和培育市場自律組織。由於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特點,行業內向來有較好的自律傳統,但以往多集中在技術標準上。從法律層次和自我監管的角度,應積極推動成立並扶持互聯網金融相關行業協會或其他自律組織,制定自律規則、建立信用體系,也有利於同監管部門開展溝通。

 

四、資本市場助力經濟結構調整

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克強經濟學」。嚴格來說,「克強經濟學」跟總理李克強無關,但這一名詞某種程度上也在影響著新一屆政府對於一些事情的判斷。眼前「克強經濟學」還面臨六大問題:第一是產能過剩的問題,第二是地方政府引進債務的問題,第三是貿易壁壘增加的問題,第四是資本外逃的問題,第五是實體經濟錢荒,第六是生態環境的惡化。

按照「克強經濟學」的角度調結構有兩方面,一個是調整產業結構,另一個是調整消費結構。但最重要的是調競爭結構,要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使市場價格機制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紥實發展好資本市場至關重要。如何發展更好的資本市場,應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是要讓資本市場成爲創業創新的驅動源。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已經初步建立起來。如何讓資本市場更好地做到這一點,當下比較關鍵的工作是要完善中小企業板的制度安排,優化創業板的准入標準,建立創業板的再融資規則體系。

二是要讓資本市場成爲投資者最安全的投資領地。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是目前最大的呼籲。爲了讓資本市場成爲投資者最安全的、最少風險的投資領地,目前有三項工作要做:第一是要落實信息披露的規則;第二,要加強上市公司知識產權保護;第三是要加快修訂證券法以及相關的配套法律,包括公司法、合同法等等。

三是要讓資本市場成爲結構調整、企業重組的大平台,要加快併購的步伐,讓優質企業能夠儘快地做大做強。

法治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法治是動態之治、規則之治。就金融法改革而言,從立法上要提供源頭活水,做到有法可依;從執法上要嚴格貫徹、權責明確、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建立順應資本市場發展要求的現代金融監管機制;從司法上應科學設置金融案件審判機制,加強司法解釋、典型案例的指導作用,培育專業化的審判隊伍,切實保護好投資者、儲戶和中小股東的利益,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最近更新 ( 週五, 30 五月 2014 1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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